民主未退步 选民投票不盲目

2015年9月23日 星期三

早报

选后论坛

何惜薇 报道 hosb@sph.com.sg

本报上周六特邀三巴旺集选区候任议员王乙康、前官委议员、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其生、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兼法学院副教授蓝璐璐、国民团结党前秘书长潘群勤,以及英文时评网站慈母舰(Mothership.sg)执行编辑陈伟忠齐聚报业中心,反思大选结果。

更多反对党员进入国会并不是衡量国家民主进程的标准。选民投票前做足功课,在比较各政党所提出的政策和计划后才做出选择,不盲目地投票给知名度高的候选人,这其实更能反映出我国民主制度已日趋成熟。

人民行动党在本月11日的大选中,以压倒性胜利蝉联执政,同时夺回一个反对党议席。一些未能取得进一步突破的反对党人士,以及希望国会议事殿堂出现更多元声音的民众,提出新加坡“民主倒退”的观点。不过,日前参加《联合早报》选后论坛的来宾都不认同这样的解读。

王乙康:选民比较政党良策显示民主制度趋成熟

英文时评网站慈母舰(Mothership.sg)执行编辑陈伟忠指出,新加坡人民这次很理智地投票,他们很多时候抱着要国家继续稳定发展的心态,即便是年轻人,也懂得思考如何投票。他们会比较反对党和执政党所提出的计划和政策,而不是纯粹把票投给知名度更高的候选人。例如,有政党竞选期间承诺要分发300元给每个选民,年轻选民会反问钱要从哪里来。

行动党三巴旺集选区候任议员王乙康则觉得民主的步伐在本届大选中,又向前跨进一步。他指出,反对党在本届大选中交出的成绩单其实与上届大选一样,榜鹅东区是该党在2013年补选中才拿下的议席。

他说:“人民开始觉得,我投反对党不只是要反对党鞭策执政党,而是我要问反对党,你的良策是什么,我要看双边的良策。这样倒是比较成熟的民主制度。所以我也相信下一届的国会会有更多选民希望听到不一样的声音,不是为了辩论而辩论,而是有不一样的政策,给他们思考和选择。”

前官委议员、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其生则认为,不一定要有更多的反对党进国会才算是民主。“大选过后我跟一些外国商界的朋友谈,他们觉得整个大选有超过93%的投票率,没有很尖锐的人身攻击出现,也没有暴力。他们希望自己的国家通过这样的程序来选政府。”

国民团结党前秘书长潘群勤尽管没有参与本届大选,但据她观察,本届大选的成绩并不反映新加坡民主倒退。她认为,“只要人民是在自由的情况下投票,那绝对是民主的”,她也留意到这回出席群众大会的民众,人数其实比上一次大选更多,凸显关心政治的人日益增加。

五位来宾在45分钟的论坛中,先是分享他们对这次大选的观察,然后就不同层面提出看法,包括反对党应扮演的角色、候选人的质量和在竞选期间所使用的语言。

潘群勤分析工人党无法捍卫所有议席、反对党得票率又不如其预期时说:“或许是因为在群众大会上,有反对党开始提出要争取20个议席,或者成立联合政府的可能性,这使一些选民反而却步。选民在这次大选中很清楚地表达意愿,那就是还是希望行动党成为执政党,但他们也还要反对党进入国会,以形成制衡政府的力量。”

不少新加坡人希望反对党在国会里监督政府,但蓝璐璐也留意到有人担心国会里一旦有太多反对党声音,反而带不出行动党议员的不同意见。

她说:“早期的国会辩论其实是蛮激烈的,但面对反对党对立的观点,行动党议员可能会有防卫的心理,就不太敢‘唱反调’。”

大选结果六反思

1. 行动党胜选,关键在于社会政策向左转?

这体现选民肯定行动党政府政绩,还是反映他们把与政府的关系视为一种交易?

蓝璐璐(简称蓝):我觉得新加坡现在走的道路比较平稳,就像副总理尚达曼所说的,一个政策侧重一个群体的时候,也要考虑到这对其他群体有什么影响。我觉得新加坡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有左派或右派,新加坡走的道路是条比较平衡的道路。

王乙康(简称王):不只是新加坡没有所谓的左派右派,左派右派在全世界也只是个象征,它其实是工业大革命的概念,工业大革命已过去200多年了。时代已经不同,左派右派也许不能够形容现在的政治分歧。(英国前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在他的书中说过,现在的政治分歧在于全球化和民族主义。至于大选结果是不是一种交易,我看不能完全说是。当然多多少少有些人因为收到罚单不投政府,也有人因为拿种种“花红”而投票给政府,但最终作为一个政府要赢得民心,长久取决于能否得到人民的信任。你得不到人民的信任,你的萝卜再怎么好吃,人家也不会咬。

你得不到人民的信任,你的萝卜再怎么好吃,人家也不会咬。

——王乙康

2. 大选结果反映新加坡民主倒退?

陈伟忠(简称陈):我觉得这次人民很理智地投票,在九天竞选期间,很多比较出名的候选人如(工人党马林百列集选区参选人)何廷儒在网上,没有像前外交部长杨荣文或(国民团结党2011年马林百列集选区参选人)佘雪玲过去那样受欢迎。年轻人思考如何投票时,会想到反对党和执政党提出的计划或政策。如果反对党说我要给你们300元,他们会问300元从哪里来。我原本以为他们只重视谁是候选人。

王:其实印度的大选也出乎预料,最近英国大选也一样。这或许是新媒体造成错觉,你从新媒体得到一种印象,但外面的社会可能有另一种想法,这比较难预测。

蔡其生(简称蔡):难道一次大选一定要有更多反对党人士进国会才算是民主?民主是经过民主程序选出心目中所要的执政党。大选过后我跟一些外国商界的朋友谈,他们觉得整个大选有超过93%的投票率,没有很尖锐的人身攻击出现,也没有暴力。他们希望自己的国家通过这样的程序来选政府。

王: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现在变成僵局,难道就是民主的进步?我倒觉得民主的步伐在这次大选中又走前一步。你看大选的结果,不是一面倒由行动党赢得所有议席。2011年,很多人支持反对党,觉得(行动党失去一个集选区)是民主的前进,这一次大选反对党照旧是拿下六个席位。我为什么觉得民主已成熟?因为人民开始觉得,我投反对党不只是要反对党鞭策执政党,而是我要问反对党,你的良策是什么,我要看双边的良策。这样倒是比较成熟的民主制度。所以我也相信下一届的国会会有更多选民希望听到不一样的声音,就不是为了辩论而辩论,而是有不一样的政策,给他们思考和选择。

潘群勤(简称潘):如果以这次大选的成绩本身来说民主是不是倒退,我觉得不是的。只要人民是在自由的情况下投票,那绝对是民主的。再说,出席群众大会的人数其实比上一次大选更多,这也表示关心政治的人越来越多。讲到民主倒退,值得担心的应该是指未来的发展。新加坡的情况有些特殊,反对党都很弱,尤其是吸引人才来竞选方面,面临很大困难。我们所关注的民主在于人民是否能够在没有恐惧的情况下投票,并且自由地加入任何一个政党和参选。这本身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难题,这次的大选会使这个任务变得更加艰巨。我同意恐惧逐年递减,但它还存在。

难道一次大选一定要有更多反对党人士进国会才算是民主?

——蔡其生

3. 反对党输在候选人质量不好?

蓝:我觉得这次可以看出很多反对党的候选人质量都很好,所以他们并不是输在质量,他们有律师、从商的人,甚至有大学教授。只是他们提出的政策可能比较欠缺。

蔡:问题是,你的学历高就是理想的候选人吗?学历只是一个指标,还有人格和品性等。行动党现在谈到品德各方面,其实是把要求标准升得更高了,学历变成是基本要求了。

潘:反对党不是完全吸引不到人而是比较困难,人数也比较少。决定加入反对党的人,他们加入之前考虑再三,尤其是家人、朋友,几乎都要他们小心,我希望这种情况能完全消失。

王:有个网民在我的网上留下这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学历是铜牌、经验是银牌、人脉是金牌、思维是王牌,现在唯才是用的标准也必须改变,必须更多样化。

蔡:我觉得新人当中很难再找到像过去般有草根性的,下来行动党在强调人民代议士必须能走入群众,跟人民直接互动时,可能也要学怎么做草根的代议士而不是高高在上。

潘:我觉得必须看到行动党和反对党不同的状况,行动党学历高的人很多,反对党人则从草根发展过来,学历高的人比较少,反对党这时想吸引更多学历高的人来使自己更平衡,这是很自然的事。

很多反对党的候选人质量都很好,只是他们提出的政策可能比较欠缺。

——蓝璐璐

4. 反对党应扮演什么角色?

潘:行动党从2011年大选的成绩吸取很多经验,之后做了很多改变。同样的,反对党也可从这次大选成绩中学习。我觉得选民对反对党发出很清晰的信号,就是不要这么多政党,我们可以清楚看出那些新兴的政党得票率都不高,接下来反对党应该考虑合并。第二个信息,就是人民希望执政党还是行动党,反对党则以辅助的角色在国会上加以制衡执政党,并且提出不同见解。老实说,现阶段要反对党提出比行动党更好的政策要求过高,在一些国家,反对党即使不执政时也享有国家资助,可充作内部运作以及研究用途,从而制定政策立场。

陈:前几天我们访问一些工人党员,他们表示还在检讨,也说可能必须更努力地在基层工作。例如在东海岸, 他们两年半、三年前才开始走动,可能大选一过就要开始活动了。现在很多新加坡人对反对党有更高的要求,所以比较小的反对党可能需要团结。

王:我看新加坡人对两方面的期望都提高了,行动党得票率多了10个百分点,人民要知道行动党要怎么做多一点,谋求更多福利。他们希望反对党有新的政策,国会有更高素质的辩论。

蓝:网上有种说法:如果国会里面有更多行动党员,他们会更激烈地辩论,国会早期的辩论其实是蛮激烈的。但如果太多反对党员,反对党会提出比较对立的观点,辩论情况就不同了。

蔡:我在国会里观察到,当议员针对新政策提出看法时,都针对部长、部门,很少看到议员说,刚才某议员的观点我不赞成,好像没有这样的现象。

我觉得选民对反对党发出很清晰的信号,就是不要这么多政党。

——潘群勤

5. 不同语言的使用,有一定的价值?

王:我还在学马来文,当然跟马来同胞谈话时没有像(三巴旺集选区另一名候任议员)安宁·阿敏跟他们谈话时那么亲切。就算我和他们文化上有距离,如果他们知道我在学马来文,要尽量跟他们沟通,他们会觉得至少我尽力。同样的,安宁·阿敏会讲几句华语,华族同胞看到他,觉得我们虽然是不同种族,但大家都生活在新加坡,你学我的语言、我学你的,大家比较有共鸣。至于方言,比较多候选人用方言,也许是一个“复古”的现象。我们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尤其是年轻人,越来越想知道自己的根,我觉得越来越多人对方言感兴趣。

蔡:也许是他们(候选人)觉得一些年长的人,用方言跟他们沟通更亲切,更容易得到共鸣。至于华族讲马来话或马来族和印度族候选人讲华语,这是个很好的现象,显示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的社会。

陈:竞选第一天工人党群众大会的时候,刘程强不够时间用华语或英语演讲,只用潮州话,那段话第二天在YouTube的点击率是最高的。

潘:应用比较少人用的语言可能没有价值,但是有象征意义,就是说即使是比较少数的群体,我们也不忽略。

蓝:我觉得要诚恳,你在讲的时候大家看到你努力学习,当然内容也是重要的。

比较多候选人用方言,也许是一个“复古”的现象。

——王乙康

6. 会有政治“新常态”吗?

王:政治会永远受到关注,因为政治影响你我和我们的孩子。一次大选不能决定政绩,接下来有五年的计划和任期,我相信选民有很高的期望,执政党要非常努力地为人民工作。

陈:记得四年前大多数新媒体是偏向反对党的,可是这次大选有许多新媒体是挺平衡的。四五年后可能还会不断地改变,可能有个新的新常态。

潘:对于这次大选的成绩,很多人都说是因为沉默大众的力量,我希望沉默的大众未来不要这么沉默,可以多一些声音,不必等四五年,平时也可勇敢地提出看法。

蔡:行动党群众大会的场面与反对党一些群众大会不同,我想主要是很多人心里已经决定了,也觉得平日已经听了很多。支持行动党的人不代表他们就没有怨言,就像我们商界,因为希望国家稳定、政策有很强的延续性,而乐见执政党继续取得很强的委托,但你看今天(9月19日)的《联合早报》,人力部长林瑞生说劳工政策“No U-turn”,我们就得跟部长讨论如何有一定的伸缩性。我们不希望政府为了选票而做出妥协,但我们也会突出问题、与政府互动,这才是新常态。

蓝:新媒体2011年比较支持反对党,但这四年来它们在反对党还没发声之前,很多时候已捷足先登。执政党看到新媒体的报道后,做出改进。反对党要继续更上一层楼,可能要比新媒体更快,也要做出更多,因为新媒体在很多方面已取代了反对党的声音,不需要等到把反对党选进国会……人民对反对党的要求更高,反对党要举出更多具体的政策。

潘:自2011年之后因为工人党已经先后有六个和七个代表进国会,人民对反对党的要求开始有了转变,认为既然你已经身在国会,就必须在政策方面有更具建设性的贡献。

四年前大多数新媒体是偏向反对党的,可是这次大选有许多新媒体是挺平衡的。

——陈伟忠

这场论坛拍成视频挂上“早报政谈”,欢迎上网早报政谈看视频参与这场选后反思。


来源: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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