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律师到投身工人党 何廷儒: 一切始于‘想帮忙’

2015年9月07日 星期一

几年前仍在英国生活,忙碌的律师工作并没有阻止何廷儒投身于“课外活动”。她活跃于社区服务工作,在一项类似本地义务提供法律援助的“免费法律”(Free Law)计划中,帮忙伦敦南部的居民解决法律问题,包括帮居民写信给相关政府机构。

谈起那段经历,何廷儒说,她会以一个客观的“旁观者”的身份来了解居民所面对的处境,尝试从一个客观的角度去认识他们的问题,再找出合适的方案。

“我喜欢社区服务工作,过程中也让我成为一个更全面的人,所以无论工作再忙,我觉得还是要抽时间去了解其他人的困境与难题。”

那么为什么是协助工人党而不是行动党做社区工作呢?

何廷儒在2011年大选前回到新加坡。工人党在选举期间的发言与群众大会等也引起她的注意。“我觉得他们(工人党)是负责任的政党,不是为反对而反对,我能认同他们的立场。”

工人党在上届大选拿下阿裕尼集选区的五个国会议席,工人党国会议员人数当时也从一名增加至六名。

何廷儒说:“我当时心想,工人党的资源不如行动党,可能会忙不过来,于是我想看一看自己能否帮上忙。”

于是,她在上届大选主动到陈硕茂的接见选民活动找工人党,之后开始在陈硕茂的选区以及一些工人党的活动上帮忙。

当记者问她,她怎么看待从政,毕竟热心社区服务与从政有别。何廷儒没有太费思索地说:“从政是服务社区的一种延伸。”

一小时的专访,这名说英语有英国腔的女生,回答起问题来平稳、有条理,但对记者追问一些她个人的问题时,保持戒心。被问到对于阿裕尼—后港—榜鹅东市镇会的问题时,她望向坐在身边的党公关,交由后者来应对媒体。

其他时候,她其实都很自信,也很自在。她说,自己在私人企业界处理法律事务的经验,会有助于市镇会的管理工作,她和马林百列工人党团队的队友们,各有不同专业经验,具备足够能力管理市镇会。

高中毕业后就到英国剑桥求学,之后留在英国伦敦和德国法兰克福的律师行打拼事业,工人党候选人何廷儒这一走就是九年。

结果却在四年前因为外婆而舍弃海外发展的大好机会,毅然回国。

何廷儒说,外婆当时已经95岁,而且患有癌症。“我想回来,多陪伴她……”

这位工人党“新兵”坐在实龙岗一座熙来攘往的购物中心咖啡馆里,一身黑色T恤配半裙,没有特别引起周围的人注意。与她说话,可以感觉到她的阳光、朴实,还有一脸的诚恳。

今年32岁的她毕业自名校,中小学就读圣尼各拉女校,高中读莱佛士初级学院;2002年,她在父母亲的资助下,赴剑桥大学修读自然科学。

接着,她在伦敦考获法律文凭,并在伦敦和法兰克福的律师行执业当律师。

在接受本报专访时,何廷儒几次表示,自己与家人的关系很好,即使人在国外,每天也会打电话回新加坡,与父母亲聊天。

谈到外婆时,何廷儒难掩对亲人的深厚感情与思念,真情流露地侃侃而谈。

她说,外婆不久前过世了,周末是外婆逝世的百日,若以阴历计算,外婆过世时已一百岁,“我很庆幸自己能陪伴她度过人生中的最后几年……”

何廷儒忆述,外婆在第一世界大战期间出世,从中国来到新加坡,没有受教育,靠努力自学求存,到了晚年终于能享有子孙满堂的福分,“我觉得,这就是进步。”

何廷儒对外婆最美好的回忆之一就是听她讲故事,婆孙俩是以华语和潮州话沟通。她说,外婆会讲述新加坡独立前后的情景,成了她认识新加坡历史的桥梁。

回忆外婆的声音微微颤抖着,但眼眶微湿的何廷儒始终坚强,没有落泪。

她不认为放弃海外事业回国是牺牲,“我的家人对我来说很重要,而且在新加坡也有发展机会。”

搭地铁碰上大瘫痪,花了50分钟才去到下一地铁站,何廷儒“第一手”体验本地公共交通设施的不足,认为公交营运公司私营化是错误方向。

何廷儒四年前回国后,发现新加坡变化很大,包括东西变贵了、人变多了。

何廷儒也发现,我国基础设施的规划跟不上人口发展,公共交通服务系统便是这样的例子,把公交公司私营化也促使公交服务出现许多问题。

今年7月7日,南北与东西线地铁发生大瘫痪事故,何廷儒当时受困其中,花了50分钟才从市政府站到多美歌站。

她说:“我从没料到新加坡会发生这种状况。”

除了交通课题,何廷儒也希望能为年轻和年长国人所面对的问题发声。

她说,许多年轻国人对未来感到焦虑,他们在照顾年迈父母亲的同时,也面对组织新家庭的财务压力。

不久前,外婆的丧礼在组屋底层举行,一天,何廷儒听见一阵声音,回头看发现一对七、八十岁的老夫妇在垃圾槽里翻找东西。那一幕深深烙印在何廷儒的脑海里,让她感觉社会里贫富的距离有多大。

“我问我自己,我们的社会到底怎么了?我们要如何减少年长者须靠翻找垃圾为生的情况?”


来源:联合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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