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挫折洗礼 王乙康整装再起航

与初入政坛时相比,经历过挫折的王乙康再次面对大选,比四年前更加坦然。(林国明摄)

2015年8月28日 星期五

大选2015

备战

2011年落选后不久,王乙康离开了熟悉的公共服务领域,到多元企业吉宝集团拼事业,有人认为他是去投靠了避风港。然而,他却在政治风雨依旧飘摇的此刻再披上白色战袍,重返选举竞技场,尝试将四年前的失利在他生命画作上涂上的污点擦去,抹上全新的虹彩。

杨丹旭 报道

yangdx@sph.com.sg

“人生不是比赛……我的生命是一幅画,我慢慢地画,不用管几时画哪一笔,画到最后一天,回顾这幅画画得美吗,差不多美就行了。”

因为四年前在阿裕尼败选,45岁的王乙康没能如当年同时踏入政坛的同辈那样进入国会,而是和两位部长杨荣文、陈惠华和一位高级政务部长再诺一起,被反对的声浪挡在了外围。

在旁人看来,一名被视为有入阁潜质的候选人,在政坛刚刚启程就意外流逝四年,也许是一种遗憾,甚至是一种损失。

然而这几年来,他学会克服挫折、汲取经验,大胆走出公共领域的舒适区,也有了多一点时间陪家人。回望那场失利和四年来的生活,这名行动党准候选人很释怀。用他的话说,这些年,给他生命的画作添上了更多色彩。

2011年大选后,王乙康在全国职工总会留任助理秘书长一年多后便转入私人企业。

“当时的想法是,既然落选了,能为自己做选择,出来经历一些没有经历过的事,做一些没有做过的事,学习一些没有机会学习的东西。”

恰巧吉宝集团正在寻找合适的人选担任战略与发展总监,王乙康便加入了这家扎根于新加坡的世界级海事企业。

不留恋私企“舒适生活”

做出这个决定后,王乙康确实听到一些微词,比如“出去就不会回来了,要去赚大钱了”“去私人企业,过较舒适的生活”等等。

对于这些误解,他没有急于辩解,只是用行动去证明。他说:“现在我又回来了,如果要舒适的生活,回来做什么?”

不过,一些工运朋友当时是支持他的,他们告诉王乙康,要去私人企业就该加入像吉宝那样有历史、文化和价值观的公司。

三年来,王乙康把在公共部门和工运的经验带入集团,也以私人领域“新人”身份,学习这家企业特有的价值观和面对大风大浪时的处事风范。

王乙康日前接受本报专访,在一个小时的访问中,全程以华语分享他在私人领域的经历、对新加坡未来的憧憬、重披战袍的心情和对新常态下民主的认识。

访问在岌巴湾附近的一处户外凉亭进行,开始没多久,他便指着岌巴湾说起了历史。从当年郑和下西洋经过的龙牙门,到英国船长亨利岌巴发现深水港,再到英军撤退后,新加坡正式成立吉宝造船厂,王乙康如数家珍。

吉宝的故事和新加坡建国的历史紧密挂钩,也正是这样的背景,吉宝人有一股特别的使命感,这给三年前初来乍到的王乙康留下深刻印象。“一个公司也好,一个国家也好,没有那股热忱,没有一种使命感,很难把事情做好。”

须重新衡量“贤”

另一个让他感触很深的是吉宝的用人方式。他说,每个吉宝的工程师都从同个起跑线上出发,无论学历多高,具备把项目做好的能力,才决定是否能成为领导人。

王乙康很欣赏这样的做法。在“任人唯贤”饱受争议的今天,王乙康没有否认这个制度依然是新加坡的一个核心价值,但是他相信,衡量“贤”的方法是时候改变了。

“我们的经济、社会更复杂,不能再用一把尺来衡量什么是贤,我们得重新定义评估方法……最终的目的还是一样,就是要把最好的人用在最好的岗位上。”

在吉宝,王乙康也看到了一股闯世界的拼劲,公司把造船厂带到巴西、阿塞拜疆,满怀企业精神走向世界,面对全球竞争。

在他看来,新加坡过去不缺这样的开拓精神,公共部门更是成功展开许多具备创造性的试验,清洗整条新加坡河、为九成新加坡人提供住屋都是很好的例子。

问他下来国家的企业精神是否会更难体现,王乙康说,新加坡多年来已建立起一套有效制度,而今后得构建的是无形的国家和身份认同,这将比建造硬件设施更困难。

“我们生活在全球化的环境中,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会不会淡化?我们看的书、电影,我们听的音乐和用的东西都来自国外,我们缺乏历史、地理,人民是来自各国的移民,有不同的文化,要抓住认同感会越来越难,但这却是新加坡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强化认同感会不会让人民更内视,是否应该在加强身份认同和保持社会开放间求取平衡?王乙康认为,这两者并不矛盾,他反问:“为什么有民族主义?”

他说:“民族主义是因为对自己的认同感失去信心,一旦对自己的国家、文化的认同感失去信心,就会关起门户,觉得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做个井底之蛙,很有认同感。”

新加坡独立后保持开放态度,把全球市场视为经济腹地,也汲取外来投资、人才和点子。

王乙康希望,未来的新加坡会因为有更强的身份认同而充满自信,从而以开放的心态开拓视野、面对世界,“当年的开放是因为需要,接下来的开放,应该是自信”。

许通美曾对王乙康说

2011年失利可能是好事

四年过后,再次站在大选前,问他现在的心境如何?王乙康思索片刻,说了四个字“尽我所能”,脸上的表情如他的语调一样平静。

阿裕尼的落败对他来说是挫折,这也是极少数行动党候选人会经历的政治命运。

巡回大使许通美教授有一天对王乙康说,2011年失利“可能是你人生中的一件好事”。回头想想,王乙康觉得挺对。

或许也是这个特殊的经历,让他对政治有了新的解读。“新加坡的政治情况变了。当时进来的时候是公务员身份,觉得从政可以更好地为民服务,为国家做点事。不过现在进来不一样了,我觉得这都是选民的权利,你只能坦白地说,我的思想是这样的,我的人是这样的,由选民来选。”

很多人都说,2011年大选把新加坡带入“新常态”,王乙康却认为,这个“新常态”其实也是“旧常态”。

他解释,1966年社阵议员走出国会后,一党独大变成了很多年的新常态。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常态,如今又恢复了旧常态。一个民主的旧常态一定有竞争,作为一个候选人,也只能在这个竞争的框架里,给选民批评,给选民选择。”

王乙康坦言,有信心重新来过,一个很大的因素是执政党政府过去四年做出的调整,让他看到政府和行动党能不断改变。

这是否意味大环境比四年前好了?王乙康还是那句话,不能把竞选的成绩当成理所当然。

“你看曹操打赤壁之战,军队很大,战船很多,还是输了,很大的一个因素是东风。”

经历过一次失败的王乙康一定深知,风向怎么变没有人能控制,他所能做的是尽自己所能,无论输赢,他都会继续给生命的画作添上新的色彩。

把“老左之子”包袱当责任扛 前路就好走

王乙康上届大选出来竞选时,曾说自己是“老左的儿子”。他的父亲王连丁曾在1963年,代表社会主义阵线出战武吉班让,击败行动党的李炯才进入议会。1966年社阵议员走出国会转向街头抗议,王连丁也是其中之一。

后来因为对社阵的失望,王连丁同年退出政治舞台,不过那些直接或间接参加政治运动的“老左”,一直都是王乙康的“叔叔”和“阿姨”。

王乙康的记忆中,父母并不想让他参入他们的政治,但从小的耳濡目染却是免不了的。2006年大选,王乙康因为尊重父亲意愿,没有代表行动党参选,上届大选他还是走上了这条路,因为父亲心结解开了。

作为“老左的儿子”,王乙康是否做好准备面对行动党与社阵的那段历史?

王乙康笑说:“社阵跟行动党之间的事,我面对了一生。”

他说,社阵是从行动党分裂出来的,当年建国总理李光耀和他的同僚希望创造的新加坡,是一个以社会主义为中心的民主国家,社阵成员同样抱有这个理念,双方的分歧主要在三个方面:与马来西亚的合并、社会的文化根基,以及社会主义的“浓厚度”。

站在半个世纪后回望,社会不同了,世界也改变了,他说:“现在这些问题已经不存在,或者已经合流了。”

他说,新加坡已独立50年,是非常成功的自主民主国家,合并抑或独立的分歧已经不再。“现在反而是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我们会不会淡化自己的认同感,这变成一个新的问题。”

在文化语言上,王乙康也相信,今天的新加坡人都知道,能成为双语和双文化的人才,在这个世界上将非常吃香。

而社会主义的浓厚度方面,他说:“现在即使行动党都说自己是向左倾的,每个国家都得为贫富差距问题担忧,也要想办法把贫富差距拉近,新加坡也不例外。”

对于这段历史,王乙康认为,多数新加坡人都承认,李光耀和他的同僚建立今天的新加坡功不可没。

他也相信,多数新加坡人明白,当年的社阵也希望有一个独立的新加坡,而不是同马来西亚合并,这不等于是共产党,“所以他们在我们整个历史过程中,也有一定的地位”。

至于还未明确的历史细节,王乙康认为,可能得由学者慢慢研究。

那么“老左的儿子”放下包袱了吗?

王乙康直言,包袱是肯定有的,重要的是怎么扛,如果因为拖着沉重的包袱停滞不前,那便是很坏的包袱;若能扛着这份责任感前行,那便是一个珍贵的包袱。

王乙康扛起的包袱是后者,他不希望整天看回历史,也不想毫无历史感地向前冲。

他说:“知道你的源头,然后再来看未来,你的路才走得好。”


来源: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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