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少妍:一个自由主义者对大选的反思

2015年9月18日 星期五

本地报章评论

王少妍(Eleanor Wong)

人民行动党对新加坡的政治论述,向来坚持我们必须是“非凡”的。我一直怀疑这只是借口,目的是对人民实行违反常情的控制。我假设并希望,经过一些时候,加上有了信息和选择,新加坡有一天会成为和其他国家一样的民主社会——有不只一个的强大政党来确保多元性,并相互竞争和制衡。

但若是我错了,我愿意坦然承认。

在9月11日的大选,选民赋予行动党69.9%的得票率,比2011年的上一次大选多了9.8个百分点。他们让行动党赢得89个国会议席中的83个。关键不在于全国浪潮倒向行动党;不在于选民更加认同执政党的政策;也不在于选民投选在竞选期间和之后表现出色和证明自己实力的人选。

这类的分析尝试把事实放进一个典型的民主框架。它们完全没有抓到重点。

这次的大选,确定了新加坡人所要的体制。

当然,和2011年相比,国会议席的数目没有什么大改变(反对党也有六个议席)。然而,赋予执政党近70%的得票率,新加坡人等于是说,他们不要迈向其他任何政党有任何实际机会,在可见的未来取代执政党的体制。

其实,和当时的看法相反,2011年大选不是一个分水岭或显示反对党势力崛起的“转折点”。事实上,2001年可能是“转折点”的低点,而2011年则是曲线的高点。如果我是正确的,除非发生重大事件,行动党今后的得票率将在2006年所取得的66.6%支点上摆动(介于5%至6%)。

新加坡人要的是一个单元的政府。大概是为了效率,他们对权力集中在极少数人身上并不感到不自在。他们不认为领导人不时要回答批评者的质疑,才可以更好的治理国家。他们也不觉得必须为了满足多元性而有多种观点。

新加坡人选择了让一个根深蒂固的贵族精英治理。新加坡可能是全世界唯一在自由和知情的情况下,做出这样选择的国家。

贵族不需要出生高尚。根据《韦氏词典》(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的定义,贵族统治是“由最杰出的人或一个小特权集团执政”。按这个定义,行动党和其执政阶层构成了贵族政治。

不论批评者怎么说,在这次的大选中,新加坡人完全有做出选择的必要信息。

社交媒体和科技让行动党不再享有过去在传达信息上的优势。教育的普及和成熟的选民,也削弱了促使人们投选执政党的恐惧因素。

反对党提出了可信的替代方案和有力的说法,来说服选民为什么应该选择他们,而不是行动党的候选人。

选民在没有受到强制的情况下,拒绝了这些选择。

这是不是意味着新加坡人完全不要民主?

我不这么认为。但我愿意承认,新加坡人要的可能是新加坡式的民主——符合地位牢固的贵族政治的民主。

那么,问题是,现有的民主模式(包括我们目前的民主)可能无法满足我们的需求。

这些模式都依赖执政党被取代的实际机会,来制造有效运作的民主所须的条件。

首先是一群“专业反对党人士”。他们的“工作”是提供经过深思熟虑的替代观点,来挑战和协助改善现状。

其次,知道在政权替换时,内部运作将受到公开审视所带来的执政的透明度和诚信。如果我们一直发出信号,不打算让选出来的贵族精英,在国会里面对强有力的挑战者,那假设我们的西敏寺(Westminster)议会民主制度会自动制造这些条件,便是危险的。

若选民一直表示,他们愿意巩固行动党的一党独大,那除了选举出来的反对党,我们要如何建立多元性?我们要如何制造有利于加强透明度的条件?

我认为,我们必须认真探讨如何以其他方式来制造这些条件。我们可以强化现有的制度(比如公民社会、民选总统制、媒体及司法),或者创造新的制度(比如政府监督机构或其他地方还没有的机制)。

重点是,不论我们选择什么方式,我们必须坚持这些制度被赋予法律上和政治上的约束力。它们必须独立于贵族统治,被授权公开运作并可以直接同公众接触,让我们在选举期间可以得到一些指引。之后,如果我们以我们独特的方式,选择认可贵族精英,那也是在自由和知情下所做出的选择。

我们必须了解2015年大选给我们的信息。然后,新加坡人必须勇敢地——人民与政府携手——构思一个大概和世界其他地方不太相同的体制,来满足新加坡人清楚所要的,并同时维护我们的民主。

作者是律师和剧作家,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律系副教授。原载9月16日《海峡时报》。叶琦保译。


来源:联合早报

comments powered by Disqus

视频

更多

图集

更多

 

不可错过

更多

热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