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组人建议恢复国会委任总统制

前内阁部长丹那巴南:寻找特别方式确保少数种族可当选总统,必然涉及“平权”的元素。(海峡时报)

2016年5月07日 星期六

检讨民选总统制

公开陈述会

前内阁部长丹那巴南没有建议废除民选总统制,而是认为可采纳集选区制度的概念,实行“6-6-8”制度。

要确保少数种族有机会担任总统,最好的方式还是彻底取消民选总统的制度。在最后一场检讨民选总统制的意见陈述会上,讨论偏离了宪法委员会一贯的探讨范围,有至少两组参与者主张恢复1991年前总统由国会选任的制度,让总统扮演好团结国民的角色。

前内阁部长丹那巴南在陈述会上也坦言,一旦重新设计制度来保障少数种族当选总统,这必然涉及“平权”(affirmative action)的元素。

他说:“目前我们在探讨的就是要寻找某种特别方式,确保少数种族获得代表,可成为总统。即使不说这是平权,这样做已等于承认需要有特别的措施才能保障少数族群当选。”

不过,丹那巴南昨天没有建议废除民选总统制,而是认为可采纳集选区制度的概念,实行“6-6-8”制度,即在经过两届各有六年任期的总统后,规定下届选举应由候选人组成两人团队竞选,其中一人必须来自少数族群;当选团队有八年任期,两名当选人各担任四年总统。

他也指出,当没有少数族群代表出来竞选总统时,即便可能降低总统资格标准,也应允许国会从更广泛的群体中提名适合的少数种族候选人。

丹那巴南承认,自己的建议不理想,但这却是实际的做法。他说:“我向来不支持集选区制度,我像许多新加坡人一样,是理想主义者。不过,我也同时必须做现实的考量。”

昨天是九人宪法委员会在高等法院主持的第四场陈述会。尽管过去也曾有参与者提出取消民选总统制,委员会昨天花了较长时间聆听两组人陈述他们在这方面的观点。

莱佛士医院执行主席吕俊旸医生(67岁)与弟弟吕俊昭律师(59岁)的建议被宪法委员会成员、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李光耀创新型城市中心主席陈庆珠教授形容为一项“根本上的改变”。吕俊旸指出,当总统行使否决权时,这实际上具有分化社会的效果,这与他团结国民的角色有冲突,他建议取消总统的监护权,回到1991年前总统由国会委任的制度。

检讨结果今年第三季公布

吕俊旸很形象化地指出,要扮演好监护者和团结国民的角色,需要的是两种“性情”的人,两者根本不应捆绑在一起。他建议监护角色应改由另一个新成立的八人检讨委员会扮演。

他说:“委员会成员应由有经验、懂得监督政府的人担任。他们不需要在镁光灯下,更不用像总统一样,在镜头前握手或抱小孩。”

吕俊旸指出,既然采用了议会民主制度,就应清楚权力中心所在,并尊重民选政府的抉择,而非以民选总统制衡政府。针对陈庆珠指出,选民如今也许已无法接受取消民选总统制,他回应说,这应由总理判断,或交由选民决定。“这是政治问题,而我手中只有一张选票。”

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律系客座教授陈有利博士也提出相同建议,但他认为只要强化总统顾问理事会,总统仍可保留监护权。他指出,制定少数种族代表的条例将抵触选举的竞争原则。另外,民选制度下产生的总统若不囊括绝对多数的选票,其“正当性”也可能削弱,被视为无法真正代表国民。

宪法委员会在为期一个月的公共咨询中收到100多份建议书,委员会在过去四场陈述会上,向20个团体和个人进一步了解他们对于检讨制度的看法。领导委员会的大法官梅达顺在总结时感谢大家提出各项建议,并表示有年轻人也参与过程,让他感到欣慰。

委员会将在今年第三季公布检讨结果。

总统候选人

电视辩论应保留

电视辩论除了能让总统选举候选人陈述个人观点,也给予候选人机会回应与反驳对手,类似上届总统选举期间举办的电视访谈节目应该保留。

宪法委员会成员、公共服务委员会主席张赞成昨天在第四场检讨民选总统制的意见陈述会上指出,不少人认为,在检讨民选总统制时,也应该确保选举竞选过程不失严肃性。他询问前内阁部长丹那巴南,是否应该继续允许总统候选人举行竞选集会,或参加电视辩论,毕竟这些可能导致选举政治化、

对此,丹那巴南回应说,维持竞选过程严肃性固然重要,但一名候选人在强调自己的资格时,必然无法逃避点出其他候选人为何缺乏担任总统的资格。“一旦有候选人开始批评其他候选人,问题自然就来了。”

既然有回应与反驳对手批评的必要性,丹那巴南认为应继续允许候选人举行竞选集会和参与电视辩论,确保选民能看到候选人之间的互动。

在上届选举中,四名总统候选人曾在竞选期间参加名为“与总统候选人会面”的电视访谈节目,每名候选人也允许举行一场竞选集会,包括晚间或午餐竞选群众大会。

丹那巴南与吕俊旸:

私企高管参选总统门槛应调高

为确保总统有良好的财务管理与判断能力,前内阁部长丹那巴南和莱佛士医疗集团执行主席吕俊旸医生建议,调高私企高管参加总统选举的门槛。

他们认为,有资格成为总统候选人的企业高管应限于总裁,而不考虑荣誉主席等没参与公司日常营运的高层。

此外,单凭缴足资本无法准确衡量公司的规模与财力,丹那巴南和吕俊旸也提议综合考虑股东股本和年收益等条件,以此判断哪些企业的高层可参选总统。

目前,缴足资本达一亿元以上公司的主席或总裁,都符合参加总统选举的条件。不过,丹那巴南认为,将主席包括在内的条件门槛“太低”。

担任淡马锡信托基金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等多家机构董事职务的丹那巴南说,不同企业的主席职责不同,执行主席扮演积极领导角色,但有的主席仅是公司借其声望而任命的“挂名主席”,因此总统资格标准应注明只有总裁有资格参选。

针对这项建议,公共服务委员会主席张赞成说,与其注明符合资格的职衔,不如专注候选人职责性质,由候选人申报职务范围。丹那巴南认为这是可行的做法。

吕俊旸指出,缴足资本是上世纪90年代常用概念,如今股东股本(shareholders' equity)和净有形资产值(net tangible asset)较能精准衡量一家公司的规模和财力。

国大教授与学生认为应放宽资格

丹那巴南也说:“股东股本是评估公司规模的好方式,缴足资金只显示公司的起步规模,而储备金的积累反映股东对公司的信心。但市值概念不同,它会随不同情况大起大落,不是有效的衡量标准。”

不过,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陈有利博士和一群国大法律系学生则不赞同提高资格标准。

陈有利认为,与其提高门槛减少有资格参选的人数,提高总统顾问理事会成员的资格标准是更好选择。

国大法律系二年级学生张珮蓉(20岁)、周思慧(21岁)和甘芷绮(21岁)倾向于放宽资格标准,除了企业总裁和主席,董事和财务总监等高层职务也有财务管理能力,有资格成为候选人。

周思慧说:“总统也扮演团结新加坡,代表多元种族和谐价值观的角色……我们不认为企业最顶端的人物可代表一般百姓。”


来源: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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